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将择期宣判，罪恶深重，司法公正待裁

在社会的阴暗角落，总有一些人为了私利而践踏人性的底线，拐卖儿童便是其中最为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，余华英拐卖儿童案，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重大案件，不仅因为其涉及的人数众多、情节恶劣，更因为它触及了社会对于法律公正和人伦道德的深刻反思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二审审理，并宣布将择期宣判，这无疑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案件背景与一审经过

余华英，1963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，是一个有着多次犯罪记录的拐卖儿童惯犯，据检方指控，从1993年到2003年，余华英伙同龚某良（已故）和王加文（另案处理），在贵州、云南等地流窜，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，他们的作案手法通常是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，通过中间人寻找买家进行买卖，以此获利。

2023年7月14日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一案，公诉机关指控，余华英在1993年至1996年期间，伙同龚某良共拐卖儿童11名，这些儿童来自多个家庭，其中甚至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，在庭审过程中，余华英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但辩称自己在拐卖过程中并未对被拐儿童实施暴力。

2023年9月18日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，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法院经审理查明，余华英与龚某良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共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，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，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。

二审审理与新证据

2023年11月28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余华英拐卖儿童案，此次二审，余华英的律师出示了新证据，试图证明其在2014年之后没有继续犯罪，并请求法庭对余华英从轻判决，被害人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认为，一审的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希望二审能维持原判。

在二审过程中，检方还指控余华英涉嫌新的拐卖儿童案件，使得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，这些新增的案件包括余华英与龚某良在贵州安顺拐走的谌氏两兄弟（其中一人未拐卖成功）、王氏兄弟，以及余华英与王加文在云南大理、丽江拐走的两名儿童，这些儿童同样被贩卖至河北邯郸，遭受了无法言喻的痛苦和分离。

余华英在二审庭审中表现得相对平静，但对部分犯罪事实表示否认，并将责任推给已故的情夫龚某良和丈夫王加文，她声称自己并非主谋，而是被迫参与拐卖活动，这些辩解并未得到法庭的认可。

案件的社会影响与反思

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，更是一次对社会道德和法律公正的深刻拷问，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人们纷纷呼吁严惩人贩子，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。

这起案件暴露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拐卖儿童不仅剥夺了儿童的人身自由和尊严，更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和损失，许多家庭因为孩子的失踪而陷入绝望和痛苦之中，甚至有的家庭因此破裂，余华英等人的犯罪行为无疑是对社会道德和人伦关系的极大践踏。

这起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深刻思考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拐卖儿童罪的刑罚通常较为严厉，但具体量刑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余华英作为多次犯罪的惯犯，其罪行极其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因此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并无不当，二审过程中出现的新证据和余华英的辩解，使得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，如何确保法律公正和司法权威，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这起案件还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救助和儿童保护机制的反思，拐卖儿童犯罪往往发生在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中，这些人群往往缺乏足够的保护和救助，加强社会救助和儿童保护机制建设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，是预防拐卖儿童犯罪的重要措施。

受害人的诉求与期待

在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中，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和期待同样值得关注，他们不仅希望人贩子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更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